脑袋决定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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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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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
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文化大革命)。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 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 “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 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 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 “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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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翁的长屋檐》
有位富翁，盖了一栋大房子，特别要求师傅把那四周的屋檐加长，以使穷苦无家的人能在其下躲避风雪。房子建成了，果然有许多穷人聚集在屋檐下，甚至摆起摊子做买卖，并生火煮饭。嘈杂的人声使富翁不堪其扰，家人也常与檐下者争吵。冬天，有个老人在檐下冻死了，大家交口骂富翁的不仁。夏天，一场飓风，别人的房子都没事，富翁的房子因为屋檐长，居然被掀了，村人都说是恶有恶报。

　　重修屋顶时，这次富翁只要求建小小的房檐，富翁把省下的钱捐给慈善机构，并另外盖了一间小房子。这房子所能庇荫的范围远比以前的房檐小，但四面有墙，是栋正式的房子。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也都在其中获得暂时的庇护，并在临走前问这栋房子是哪位善人捐盖的。

　　富翁成了最受欢迎的人。他死后人们还受他的恩泽而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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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寺的雨伞》
民国初，一个商人在外多年苦心经营，终于攒下了大宗财富。他准备告老还乡，结束半生的漂泊辛苦，回家与妻儿团聚，置田购房，安度晚年。
当时时局动荡，路上常有劫匪，商人一身灰布衣衫，一双布底鞋，扮做一个餐风宿露的行路人，商人把所有的钱买了玉器，有道是黄金有价玉无价，特制一把竹柄油纸伞，将粗大的竹柄关节全部打通，把珠宝玉器全部放入，身藏万贯家私，却貌似贫寒之士，轻轻松松地上路了。
果然好计谋！行路多日，无人打扰，这天中午就到了唐家寺。这天下着小雨，他来到了一个小面馆，煮了一碗面，面香喷喷的，吃饱之后，倦意涌了上来，外面又下了小雨，他不觉双手撑腮，打了一个盹。
一阵清凉的风吹醒了商人，天已黑了，揉揉眼，猛然发现油纸伞已不见踪迹，一阵冷汗冒了出来———这把伞可是他的身家性命。
但商人沉着冷静，他声色不露，仔细分析，他手里的小包袱完好无损，并没有人专门行窃，一定是有人只顾自己方便，顺手牵羊取走了自己的雨伞。
沉吟片刻，商人有了主意。他叫来掌柜的，说自己看中了这个小镇，请帮忙租个房子。
商人说，自己身无他技，惟会修伞而已，于是他在交通要道租了个小房子。
他待人和气，心灵手巧，很有人缘，人们都愿把伞给他修理，谁也不知道这个小小的手艺人是个腰缠万贯的富商，谁也不知道他每天谦和的笑脸掩藏着一颗紧张焦灼的心。他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等待那把油纸伞的出现，经过他的手的伞成千成万，却惟独没有他等待的那一把。
一天他接了一把破旧的伞，主人漫不经心地说：“太费事就算了，不然一把破伞值不了几个钱，反倒花不少钱去修。”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自己那把破伞怕破的不能再修了，商人又想了一个好办法。
第二天，过往的行人看到一条新鲜的广告：油纸雨伞以旧换新，人人纷纷询问，得到肯定回答后，消息立时传开了。不久，来了一个中年人，腋下夹着一把油纸伞，恰是商人心系魂萦的那把。
商人仍不动声色地收下破雨伞，犀利的目光一扫，就查到伞柄封处完好无缺。
他转身在店里挑了一把最好的雨伞，徐徐关了店门。
他打开伞柄，商人看到了他的全部玉器，他瘫坐在地，半日无语。第二天，小店很晚没开门，一问，已是人去屋空，商人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了，再以后，这个故事流传开来。当地人恍然大悟，赞叹着商人的沉着、冷静、睿智和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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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赫斯和罗思柴尔德是德国维尔茨堡的两个银行家，20世纪30年代，他们几乎垄断了这座城市的金融系统。由于他们是犹太人，自从希特勒上台后，纳粹政府开始故意处处设置障碍，限制这两家银行的发展。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在希特勒的一手导演和怂恿下，纳粹狂热分子袭击了德国全境的犹太人目标。从此以后，奥赫斯和罗思柴尔德和所有犹太人一样，不仅做生意困难重重，而且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
　　感觉危险正在日益逼近的奥赫斯和罗思柴尔德，开始想办法寻求市民的保护，试图躲避这一场劫难。财大气粗的奥赫斯率先出手，在全城推出了优惠贷款业务，只要是有固定职业和住所的市民，无需财产抵押，不管是谁都可以从他的银行里贷款I万马克，年利率只是象征性的1％，如果是纳粹官员、党卫军官和盖世太保前来贷款，最高可以贷款5万马克，而且还是无息贷款。罗思柴尔德的做法就完全不同了，他的银行不放贷款，而是大量抛售债券，年利率高达20％，而且还在出售的时候当场返现第一年的利息。一时间，市民蜂拥而至抢购债券。
　　一年过后，全城大半家庭成了奥赫斯和罗思柴尔德的受益者，有些颇具商业头脑的市民跑到奥赫斯那里贷款，再跑到罗思柴尔德那里购买债券。尽管奥赫斯或是罗思柴尔德有时会出现资金紧张状况，但两人通过相互拆借资金，还能维持着银行的正常经营运转。不过，正如奥赫斯和罗思柴尔德当初所期待的那样，他们受到了大家的尊重，连纳粹官员见到他们也是客客气气的，再也没有人上门寻衅滋事，似乎忘记了两个银行家的犹太人身份。
　　最后的时刻来临了，1942年1月，纳粹德国制订了“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在全国各地和占领区大肆搜捕犹太人，然后送到集中营迫害致死，奥赫斯和罗思柴尔德也在搜捕名单之列。搜捕还没开始，小道消息便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奥赫斯根本不担心自己的命运，他相信，包括当权者在内的市民从他那里享受着巨额贷款的好处，自己是他们的恩人，怎么可能下得了手呢?罗思柴尔德也泰然处之，在他眼里，自己掌握着包括当权者在内的市民大量资金，自己如果有什么闪失，将不啻于发生一场地震。
　　然而，事实是最好的裁判，奥赫斯错了，罗思柴尔德对了。虽然不乏同情者．但没有人愿意收留奥赫斯和他的家人，他们只能在桥洞和树林里东躲西藏，很快就被盖世太保抓住了。没过多久，奥赫斯全家被押上了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闷罐车，再也回不来了。与之相反，罗思柴尔德却得到了市民的热情帮助，许多人为他全家提供庇护住所、交通工具和食物，就连盖世太保内部也有入冒险制作护照，暗中护送他们逃到瑞士，而当初发行债券所吸纳的现金也派上了用场，使全家人直到战争结束都能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
　　同样都是为了争取市民的帮助，两种做法，却是两种迥然的结局。许多年之后，当罗思柴尔德回顾起这段往事时，不禁感慨万千。他说：“奥赫斯和我推出的金融业务，让维尔茨堡的无数家庭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市民因此对我们都心存感激。但是，如果非要奥赫斯和我消失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奥赫斯被抓，他的那些贷款就有可能一笔勾销，再也用不着还了；而我被抓，市民还有大量现金在我手里，就有可能石沉大海永不见天日了。要知道，人们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没人会跟自己过不去，同样都是金钱．结果成了人性的分水岭，奥赫斯在冷漠中走上了绝路，而我在关切中找到了生路。”

这是我几年前看到的一个故事，感触很深，之后专门去搜查了这则故事的真实性，可惜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大家就当成一个故事来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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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两个故事吧，发生在八十年代北京，一出版社的老编辑和刚分来的女大学生婚外恋，那个年代社会舆论根本不允许，离婚也离不了，两人很痛苦，于是相约殉情，到泰山，看完日出，两人喝了敌敌畏，男的先跳下去了，女的就在跳的一刻，求生的念头占了上风，挣扎着爬到山路边呼救，被游人救到泰安医院，抢救过来了，留院治疗。单位很快知道了，领导得派人到泰安照顾这女的，同时怕这个女的再情绪出什么变故出事，因为此时已经得知老编辑已经死了，于是单位领导冥思苦想，派谁去呢，要说还是领导有水平，最后领导派出了单位最花的一个花花公子，天天泡妞的一个高干子弟。这花花公子到了医院没几天，果然不负众望，就在病房里把这女孩给泡上了，干了。回来以后女孩就没再上班，在家准备托福，很快就出国了，毕业后就留在国外了，老编辑就这么白死了，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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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同事介绍了一个对象，第二天她一来公司，把包往我桌子上一摔，愤怒的对我大吼道：“什么闺蜜，你给我介绍的是神马玩意儿啊！ ”
我一脸无辜的追问：“咋了，不合心意吗？”
她气愤的大吼道：“什么鸟人，我问他有房吗？你知道他说什么？！ ”
我问：“他。。。他说什么！ ”
同事说：“他说已经开好了，走吧！ ”------------笑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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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下一片草原，待到春暖花开时，就会有一批骏马任你挑选；不要去刻意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到时机成熟时，就会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用人情做出来的朋友只是暂时的，用人格吸引来的朋友才是长久的。所以，丰富自己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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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姓名：王迩淞
原出处：《奢侈态度》2013年修订版
大众汽车逼空事件

2008年11月20号早上8点，我边吃早餐边看CNN转播美国汽车业三巨头要求政府纾困的听证会。为了能在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中分到最后一杯羹，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三位CEO专程赶到国会哭穷，因为这三大汽车公司当时正濒临倒闭的边缘。

其实这笔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纾困金早已所剩无几，其中有一半要留给下任的奥巴马政府，而本届政府可用的一半中，已经大部分被用来纾困银行业，剩下的最后一点儿大家都想要。可谁也没想到，三大汽车公司居然在这个时候跳出来伸手讨钱。这点儿钱救助他们三家中的任何一家都还远远不够，真要全给了他们，其他行业还想雨露均沾吗？由此你可以想象，美国社会对此事的观感有多差。

所以，当有议员冒坏水儿，问这三位CEO有谁不是坐私人飞机来华盛顿时，估计所有的观众都跟我一样觉得特解气，因为这三位仁兄竟无一人举手，他们当即在国会殿堂上被讥讽为“世界上最富裕的乞丐”。看着这三位曾经那么不可一世的CEO，如今却要为“手背朝下”而饱受羞辱，不知怎的，那一刻让我想起了他们的欧洲同行保时捷。

专做跑车的保时捷，若论企业规模，只配做美国三大品牌的小老弟。可论起捞钱本领和口袋深度，那它绝对是大哥大。单在2007年，保时捷的纯利就高达64亿欧元，照此时通用与福特的市值，这笔钱足以把两家公司一起买下来。

实际上，攥着大把现金的保时捷还真是想收购，只不过它的目标可不是美国同行，而是德国大众。

要说保时捷打算收购大众，那也是由来已久，地球儿人都知道，这本无阴谋可言，可最后它又是如何演变成一场举世关注的大阴谋呢？本文就来说说这件事儿。

由于保时捷是上市公司，收购举动必须公告，所以当它在2005年9月26日正式对外公布要收购大众时，保时捷未来将会大举买入大众股票，自然也就尽人皆知了。然而，这种尽人皆知并未造成市场上跟风买股、搭车赚钱，反倒招致大规模的反向做空，从而造成了一场针对大众股价的多空对做。保时捷当然是站在多方，而空方则是以欧洲各大对冲基金为主的秃鹰集群。

在这场多空博弈中，保时捷巧妙地利用市场交易规则，狠狠地玩了空头一把，几乎将各大对冲基金一网打尽。以空头的立场来看，保时捷的整个手法的确很阴谋。不过，这是后话，我们先从空头说起。

如同保时捷要收购大众早就不是秘密一样，欧洲各大对冲基金为此而做空大众，那也是公开进行、毫不遮掩的，因为几乎没人认为收购大众这事儿能够干成。举凡收购之事，不成功便成仁，要么不做，要做就得毕其功于一役。否则一旦破局，被收购的公司股价必定爆跌，只要事先做空便可大发利市。所以，凡是存在着不利传言的收购，通常都会引发一波做空。可是，具体到保时捷收购大众这件事，究竟为什么大家如此有志一同，非要认定它就搞不成呢？这还得从德国的一部特殊的法律《大众法》(Volkswagen Law)说起。

虽然德国大众跟保时捷一样，都是家族企业同时也是上市公司，但大众还有一个特殊之处：由于战争时期大众曾被政府征用，因而产生了官方股份。战后，为了防止本国汽车业被外国公司并购，德国政府于1960年专门为大众公司量身定制了一部《大众法》。这部法律与德国的《公司法》有所不同，德国《公司法》规定，只要对一家公司持股达到75%，就算取得了该公司的控制权。但《大众法》却规定，持有大众公司股份在20%以下时，按实际持股比例计算投票权，当持股比例超过20%时，无论超过多少，其投票权最高也只限于20%。换句话说，要想取得该公司的控制权，就必须持股80%以上。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呢？因为大众的官股比例刚好是20.1%，也就是说，只要官股不释出，就是所有的民股全归你一家，你也控制不了大众(这法律够流氓吧？)。

于是，《大众法》便成为保时捷收购大众的最大障碍，因为毫无官方会释出股份的迹象。那20.1%的官股现在由大众公司所在地——下萨克森州政府持有，实际上是归该州全体纳税人所有。从法律上讲，州政府只是代持股份，它无权决定能否释出，这种事必须提交州议会表决，弄不好还得启动公民投票程序。因而，市场上每个人都很清楚，谁也打不了官股的主意。这就是为什么自保时捷公开其收购意图之后，三年多来一直不被看好而屡遭做空，因为在空头们的眼中，这不利因素岂止是“传言”？那根本就是“铁定”啊！

可令人奇怪的是，保时捷却在市场上照样买入大众股票，好像对那个官股障碍视而不见。这自然引来了更多的对冲基金参与“空众”，不光欧洲，就连美国都有基金跑来共襄盛举。据说，这是自1997年索罗斯组团儿攻击亚洲货币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秃鹰集结（秃鹰者，专事放空者也。）。

其实，保时捷对于《大众法》设置的这个障碍不可能视而不见，只不过它采取了更为彻底的办法，那就是直接向欧洲法庭起诉，指控《大众法》违反了欧盟《反垄断法》。这招儿可说是釜底抽薪之计，因为所谓的《反垄断法》（也有国家叫《反托拉斯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平交易法》），号称是“经济领域的宪法”，它高于其它与经济相关的法律。如果《大众法》真的违反了欧盟《反垄断法》，就会被判无效。

经过了两年多的漫长诉讼，欧洲法庭最终支持了保时捷，于2007年正式判决《大众法》无效。从此以后，《大众法》将不复存在，大众公司也将适用德国的《公司法》。这样的话，只要持股比例达到75%，就能控股大众公司，官股便不再是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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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大家才明白，保时捷一路走来坚定做多，视官股如无物，原来是打一开始就铁了心要给官股来个釜底抽薪，而且还真给它“抽”成了，这超出了市场所有人的预期。谁都知道，《反垄断法》官司超不好打，诉讼难度高，又旷日费时，因为它动辄涉及一个法条甚至整部法律的存废，兹事体大，非同小可。所以此前没人认为欧盟法院会为一家企业杠上德国政府和立法机构，市场几乎一边倒地看衰保时捷这场官司，否则，也就不会引来那么多空头了。

很显然，保时捷对法律的理解和对规则的运用，比市场的一般认知要高出一筹。照理说，这应该引起空方的警惕了，可接下来市场空头们的行为却令人感到奇怪，他们不仅没有就此收手，反而继续加码做空大众。

空头们之所以会这么做，则是因为德国的另一部法律——《证交法》。该法规定，通过买入股票对一家上市公司持股超过30%之后，如再增持便属要约收购，必须公告。保时捷虽然通过打官司废了《大众法》，但却躲不过《证交法》，它恰恰符合了要约收购的条件。就在打赢官司的时候，保时捷对大众的持股刚好是31%，这意味着今后它每走一步都得摊在阳光下，处在空方的注视下。而对于空方来说，保时捷此时距离控股大众所要求的75%还路途遥远，空方尚有足够的时间，完全可以静观其变、相机离场。他们心里非常有底: 反正你在明处我在暗处，谁怕谁呀？

原来空方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他们认为有双保险，就算保时捷赢了反垄断官司，也只是第一步，要达到最终目标还得靠买股票。要知道，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股票来收购一家上市公司，那可是件特别复杂的事，过程中充满了变数，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只要保时捷稍有闪失，就可能导致收购失败，届时空方大赚其钱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当然，如果市场对于保时捷会成功收购的看法占了上风，大众股价就会快速上涨，空方也有被轧空的风险。但空方此时显然非常自信，他们觉得，比起自己被轧到，保时捷收购不成的风险可要大得多。

果不其然，当保时捷持有大众的仓位增加到42.6%之后，这个数字就再也不往上涨了。市场上便纷纷传言保时捷的收购行动碰到了障碍，于是，放空大众的融券余额便开始大幅飙升，达到最高峰时，放空大众的空单总量竟然是流通盘的13%，这在德国DAX30指标股中，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大众股价记入DAX30指数)。由此可见，做空大众的各大对冲基金已经开始疯狂起来，浑然不知灭顶之灾正向他们走来。

他们忽略了法兰克福市场还有一项特殊的交易规则，可以让人规避上述要约收购的法条。这项规则只存在于期权这种衍生品交易之中，而《证交法》的要约收购法条针对的是现股买卖，衍生品交易不受其约束。所以，交易所的这项期权交易规则与《证交法》并不冲突。

德国的法兰克福股票交易所也像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股市一样，都有期权交易(即option right，也有译为“选择权”的)，它分为买权和卖权。就买权而言，买入买权的一方向卖出买权的一方支付权利金，他就有权在到期日按双方约定的价格买入股票，而卖出买权的一方则收到权利金，他就有义务在到期日按双方约定的价格卖出股票。如果届时市场股价低于双方约定的价格，买方可以选择不行权，卖方就没收权利金。反之，如果届时市场股价高于双方约定的价格，买方一定会选择行权（因为有钱赚嘛），卖方就必须履约。由于权利金只相当于股票全部价款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期权交易实质上是一种杠杆交易，也就是一种融资行为。

现在，重点来了。

法兰克福市场在期权交易上有一项极特殊的规定，即如果买入买权的一方是按全额价款支付权利金，也就是说不使用融资杠杆，便可自行决定何时公布期权仓位，而不管其已经持有了该公司多少股份。保时捷正是利用了这项规则，将空方轧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保时捷在持有大众的股份比例达到42.6%之后，便不再买入现股，改为持有大众期权的买权，而且是支付全额现金，不使用融资杠杆。根据上述交易规则，保时捷可以不公布这部分仓位，当然它也的确没公布。于是，空方便一直以为保时捷的大众仓位仍然只有42.6%，这距离控股所要求的75%还远着呢。

殊不知，保时捷早已悄悄锁定了31.5%的大众流通股买权，加上已持有42.6%的现股，保时捷持有大众的总仓位已达到了总股本的74.1%，再算上那不能流通的20.1%的官股，理论上，未来可交易的大众股票已经只剩总股本的5.8%了。这种状况只有保时捷自己知道，外界，尤其是那些放空大众的人，是不知道的。如前所述，此时大众的空单总量已经高达流通盘的13%，这相当于总股本的10.4%，也就是说，未来可交易的股票数量已经少于空单总量，即便这些股票全部让空头们买走，他们也轧不平账户，因为还有4.6%的股票不知该上哪淘换去呢。至此，轧空局面已完全成形，而空头们还蒙在鼓里。

——这是一种极端状态的轧空。由于法兰克福市场不可以无券放空，一旦股价高于空方成本，而空方手中又无券追加，就只能回补空单、认赔离场。这时，如果可交易的股票少于空单总量，理论上股价便可以飙到无限高。因为空头下单之后，不像多头可以选择行权或不行权，空头只有履约交割的义务，一旦被轧，即使股价再高也要亏钱买股、全数缴回。所以，在类似法兰克福这样不能无券放空的市场，期权空头的风险可以是无限大的。

此时，那些放空大众的对冲基金就被置于这巨大的风险之中而不自知。保时捷巧妙地利用了期权交易的特殊规则，成功地把自己从明处转到了暗处，在只有它自己才知道市面上未来可交易的大众股票还剩多少的情况下，它只需根据每天都会公布的空单余额数据，就能知道轧空在哪一天形成。这时主动权已经完全掌握在保时捷手中，它可以任意选择出手的时机。

大众的空单余额达到了最高峰——流通盘的13%那一天，是2008年10月23日。保时捷把出手的时机选在了三天后的10月26号，这天是星期天，股市不交易，谁也无法抢先采取行动。当保时捷的发言人对外公布持有大众的总仓位(包括买权仓位)时，估计所有参与“空众”的基金经理们都觉得这是他们一生中最难过的一个周末，想必每个人都会彻夜难眠，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第二天开盘后会是怎样一种景象。

第二天一开盘，法兰克福市场便爆发史上最大的一波轧空行情。凡是放空大众的机构，谁也不想被甩在那即将无券可补的4.6%里。空头们为了抢先平仓，只好疯抢股票，即使是比当初放空时高几倍的股价，也在所不惜、忍痛回补。这就是股市上的“夺门而出、互相踩踏”，只不过这种“踩踏”不是把股价往下砸，而是向上顶。拜其所赐，大众股价两天内就飙涨了500%，从200欧元飙到1005欧元！以致其总市值超越了埃克森美孚，成为了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尽管这只有短短的两天，但也算是创造了历史。可同样在这短短的两天，“空众”的避险基金们却至少亏损了几十亿，真是冰火两重天啊。

这种极端的轧空还差点导致整个市场停摆，因为大盘指数受大众股价影响而极度扭曲（试想如果中石油两天内飙涨5倍，上证指数会成啥样）。最后还是法兰克福交易所出面，把保时捷和无法平仓的机构叫到一起协商，由保时捷主动释出5%的股票让空头平仓，大众股票的交易才得以恢复正常。不过，股价还是得按那个时点的行情价算，也就是说：“给机会让你们平仓就不错了，出点儿血吧，各位！”据说，好多年过六旬的老基金经理，是流着眼泪敲单回补认赔离场的，这是他们一生遭遇的最大败绩，估计从此再无翻身之可能。

此事与麦道夫欺诈案，是这波金融危机中唯二的造成了基金经理自杀的事件，所以也引起了德国监管当局的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却是保时捷毫无违规之处。不仅如此，它还直接进账百亿，并一举完成对大众的收购，自身的股价也飙涨了近40%，真是一举多得，有够高杆。

可毕竟损失者众，且金融界一向都有“赢了装牛×，输了找理由”的毛病，于是“阴谋”之说便甚嚣尘上，更有人指责保时捷不务正业，纯粹在靠玩儿金融赚钱。对此，保时捷的发言人（就是前面那位启动轧空按钮的仁兄）淡定地回呛到：“我还没听说有哪家对冲基金也生产跑车。”这话真是太损了！简直就是骂人不带脏字儿啊！言下之意就是：你们是真正的对冲基金，在金融上却玩儿不过我们一个做跑车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可是，损归损，这话倒也颇值得玩味，为什么如此众多的金融老手，一起输给了行外之人？看起来，关键在于保时捷成功地利用了期权交易规则，可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所有参与放空大众的避险基金经理，无一例外全都忽略了那条要命的交易规则呢？

平心而论，这倒也不能全怪那帮基金经理们，因为那条规则自从有期权交易以来，就从来没人用过。您想啊，能用上它的人，那口袋得有多深呐！更何况，从事选择权交易的，大部分都是机构，也就是玩儿对冲的这帮避险基金们，对于这类机构来说，仓位一般都很大，而且要尽可能地放大，哪有不使用融资杠杆的道理呢？所以这条规则自从设立以来就从未有人启用，完全形同虚设，早已被人淡忘。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这不正说明了保时捷的厉害吗？能把这尘封已久的规则挖掘出来并加以利用，那可是要有非凡的眼力呀！

可即便如此，“空众”机构的集体疏忽仍然是不可原谅的，因为有一个迹象其实早就在提醒他们，那就是保时捷曾向银行申请100多亿欧元的授信额度。保时捷作为上市公司，对于如此大笔的授信申请，必须发布公告，所以各大机构肯定都知晓此事。他们竟没有想想，一年净赚60多亿欧元的保时捷，自己都钱多得没处花，还贷这么多款干吗？

很显然，它唯一需要大笔现金的地方不就是并购吗？况且申请授信的时间就发生在欧盟法庭判定《大众法》无效之际，难道这意图还不够明显吗？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得到授信额度之后，保时捷持有大众的仓位反而不再增加了，难道这还不够启人疑窦的吗？哪有贷来款子不用，天天趴在账上给人付利息的呢？100多亿欧元，那利息可不是个小数字啊！

如果那些重仓放空的基金经理们把这些信息勾串起来，多打几个问号，再去故纸堆里翻翻，看看还有什么与此相关的规则或法条被忽略了，也许结果就不一样了。由此可见，空头被轧实在是有活该之嫌啊！

孙子曰:“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看着保时捷如此成功地利用规则、诱“空”深入，让我想起了伟大领袖在反右时针对“引蛇出洞说”讲的那句名言:“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不，这是阳谋。”